说起清谈误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魏晋名士空谈玄理，不理实务，最终葬送国家。可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们回看历史，西晋朝堂之上，王公贵族只顾自家门第私利，不顾国家安危。西晋立国，靠禅代得来天下，不便宣扬忠君，于是大力推行以孝治天下。台湾学者唐长孺先生研究魏晋清谈，就提出过独到的见解。

　　但我们要明白：清谈本身不是祸根。

　　如果政治、军事根基已经崩坏，就算没有清谈，照样会误国;倘若军政大局稳固，就算士人清谈论道，也不会耽误国事。

　　就像治理国家，务实和务虚同样重要。

　　秦始皇、隋朝，都是极度看重军政实干的朝代，做了很多利在千秋的伟业，却依旧二世而亡。究其根源，是只重务实，缺少思想文化的凝聚。一味严刑峻法、焚书禁言，没有精神层面的教化引领，国家同样难以长久。这就好比我们今天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缺一不可。

　　东晋的王导、谢安，他们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清谈名士，可他们并没有清谈误国。因为他们手握军政实权，稳住了国家大局。清谈是他们的修养爱好，却没有取代治国理政。

　　再往前看，中唐时代，武元衡遇刺，满朝文武明哲保身，不敢追查凶手。白居易身为左拾遗，挺身而出仗义上书，却被指责越权，惨遭贬谪江州。后来裴度、李德裕两位宰相，力主削藩，匡扶社稷，功成之后修建园林，寄情山水。

　　辛弃疾写词，借裴度、李德裕这些名相，勉励罢官闲居的主战派韩南涧。“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把贺寿的小情，升华为收复中原的家国大志。

　　所以古人评论国事，从来不是简单一句“空谈误国”就能概括。

　　空谈坏事，不在于谈，而在于只谈不做;真正的读书人，既要能坐而论道，更要能起而行之。

　　(书画和文史语言学院 钱丹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