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放学的人潮里，突兀地说 : “我们几年前就是同学。”路灯刚刚亮起，橘黄色的光从她身后晕开，将她的轮廓模糊成一团剪影。我愣在那里，像被什么轻轻地绊了一下。这个每天在走廊里擦肩而过、点头致意的“新同学”，竟然说我们认识?

　　她掏出手机，屏幕上是2023年6月26日的一张合影——现当代文学名篇导读班的结课纪念。我凑近了看，前排最中间是班主任王文倩老师，左边是施中民班长、马光瑜、杨小玉，右边是巢凤贤、何惠芳、范中轩同学。后排左一是凌虹，右一是那个眼神茫然的自己和身边的娟子、田丛英，我们之间隔着5个人，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而那天我们彼此说过话吗?她笑：“你问我借过笔，后来忘了还。”她幽默地开玩笑说道。我完全记不得了。其他不认识。当然还有那天没到校的同学倪蓉、王虎英、范永旻、学长海蓝蓝、熊德康(至今保持同桌)。

　　疫情三年，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隔离的碎片，记忆也像被洗过的布，褪了色，起了毛边。课堂上，王文倩老师的声音时而在讲台上真实响起，时而又从电脑屏幕里传出来，带着轻微的电流杂音。同学们戴着口罩，只露出眉眼——那是那三年里我们彼此相识的全部。没有微笑的嘴角，没有随口寒暄，下课铃一响，大家便低着头匆匆离开，像潮水退去，不留痕迹。

　　现在想来，王老师大概是看穿了这层沉默。她布置的作业特别 : 为那些经典文章写“前传”或“续写”。她说 : “你们可以大胆想象，让翠翠真的等到傩送回来，让通讯员在百合花地里活过来。”教室里响起稀稀落落的笑声——那是那堂课上唯一一次，我看见许多双眼睛同时弯了起来。

　　于是那些夜晚，我坐在台灯下，第一次那么认真地走进《边城》的河水里。我让傩送在某个清晨推开翠翠家的木门，身上带着远方的露水。翠翠正在院子里晾晒被单，白色的棉布在风里鼓胀如帆。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有背后的河水哗哗地流，像许多年前一样。我写这些句子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雨，雨点打在空调外机上，咚、咚、咚，像什么人在敲门。而我知道，那只是雨。

　　下一次课上，王老师让几位同学读自己的作品。有位女生给《百合花》写了前传——小通讯员在家乡时，曾把一朵野百合夹在信里寄给母亲。她读着读着声音颤抖了，最后摘下口罩擤了擤鼻子。没有人笑她，大家都安静着，隔着口罩，隔着座位，隔着那三年里积攒的所有无声的焦虑。但有什么东西在那个瞬间悄悄流淌了起来，像冰面下的水，终于找到了裂缝。

　　结课那天，王老师让我们站在教学楼里合影。6月的光很烈，大家嘻嘻哈哈地拉开口罩一角露出脸，又立刻戴回去——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躲藏。快门按下的刹那，没有人知道两年后的某天，会有两个人站在放学的路上，借着这张照片重新相识。

　　凌虹说，她记得我那次写的《边城》续篇，结尾那句——“河水依旧流着，而所有等待的人，终将在某个渡口重逢。”她说她当时就很喜欢，只是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站在路灯下，忽然觉得那三年的时光像一条很长的隧道，我们都在里面摸索着走，看不见彼此的脸，但听见了彼此的文字落地的声音。

　　那些编外的故事，那些不被著名作家认可的“前传”和“续写”，如今想起，也许本就是写给我们自己的。我们在文章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逝去的人复活，让等待有了尽头——不过是想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为自己建造一个小小的、确定的角落。

　　回到家，我从书柜底层翻出那本泛黄的课程资料。夹页里掉出一张纸，是我当年写的《边城》续篇草稿，字节潦草，涂改得密密麻麻的。最后那句“河水依旧流着”，被我划掉了又重写，重写了又划掉。原来我也曾那样用力地，想让一个故事拥有好的结局。

　　而今天，在2026年6月10日这个傍晚，我终于明白 : 那张照片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在里面，而是因为隔着那些口罩和距离，我们依然在用各自的方式——王老师用她的智慧，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把彼此留在了记忆里。

　　此刻窗外正下着和那年一样的雨。我打开手机，给凌虹发了一条消息 : “明天放学，一起走吧。”

　　(书画和文史语言学院 易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