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开篇第一则，讲的是陈蕃的故事。陈蕃任豫章太守，刚到郡上，不等安顿衙门，便问左右：“徐孺子在何处?”徐孺子名徐稚，是当地一位隐士，德行高洁，不慕荣利。陈蕃特意在府中为徐孺子设下一榻，徐孺子来则下榻，去则悬之，不肯让那些名利之徒玷污这席位。后来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写下“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一句，赞的就是这份知遇与清白。

　　太守到任，不先坐堂理政，倒先去寻访一位山野隐士。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什么稀奇事。隐士的传统，实在源远流长。尧舜之时，便已有这种人了。据说尧年事已高，想找个贤德之人接替天下，大臣们推荐了隐士许由。尧亲自去找许由，说了一番恳切的话，请他来治理天下。许由听了，却觉得这些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跑到颍水边去洗耳。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见状问其缘故。许由说：“尧让我去做九州长，这话太脏了，所以我洗洗耳朵。”巢父听了，却说了一番更绝的话：“你若真不想让人知道，躲进深山幽谷便是，谁找得到你?你偏要在外面浮游，无非是想让人知道你清高罢了。你洗耳的水，连我的牛犊都不配喝。”说罢，牵着牛犊走到上游去了。

　　许由巢父的故事，开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后世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隐士的评价都极高。但若细细想来，那些被称作隐士的人，其心态与处境其实大不相同。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真隐，却先曾入朝，因看透了朝廷中的倾轧斗争、伴君的险恶，功成之后急流勇退;一类是隐世以待出世，隐居不过是入仕的前奏;还有一类，是潜心学问、不恋官场，甚至可以说躺平不仕的。

　　一、功成身隐——真隐士的归去来。范蠡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辅佐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雪耻。正当功成名就、位极人臣之时，范蠡却悄悄收拾了行装，带着西施泛舟五湖而去。临走之前，他给好友文种写了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文种不信，后来果然被勾践赐剑自杀。而范蠡到了齐国，改名换姓，经商致富，三散家财，最后以高寿善终，被后人尊为商圣陶朱公。一个人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走得如此潇洒干净，实在不多见。

　　还有介子推。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介子推一路相随，在最困顿的时候，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回国即位，大封功臣，却偏偏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并不争辩，背着老母亲，悄无声息地隐入了绵山。晋文公后来追悔莫及，亲自带兵入山寻访，介子推坚不肯出。晋文公急于见到恩人，下令三面烧山，留一面供他出来。结果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介子推和他的母亲抱着一棵枯柳，宁死没有出山。人们在柳树下发现了他的尸骨，“自此有了寒食节，清明禁火，代代相传。

　　还有张良。这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帮助刘邦建立汉朝之后，萧何被囚、韩信被杀，功臣们一个个不得善终。而张良呢?他对刘邦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从此学起辟谷导引之术，闭门不出，远离朝堂。虽然后世有人说他这只是明哲保身的姿态，仿效赤松游仙不过托词，但能在巅峰时刻转身离去，已是极难得的智慧了。

　　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并非生来就想当隐士，恰恰相反，他们都曾满怀热血地投入世间的功业。只是在功成之后，他们比旁人看得更远——看见了“飞鸟尽弓藏”的宿命，看见了伴君如伴虎的凶险，这才选择了转身。他们的隐，不是逃避，是看透之后的清醒。

　　二、隐以待时——另一种出世的姿态。

　　第二种隐士，看似隐居山林，实则秣马厉兵，等待的是庙堂的召唤。他们的隐，是手段，是姿态，是入世的前夜。

　　姜太公是最早的例子。据说他年轻时做过屠夫，开过饭馆，生意做得不怎么样，倒是学了一肚子经纶。年纪大了之后，他整日坐在渭水边，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用一枚直钩钓鱼。那直钩离水面三尺，自然是钓不到鱼的。路过的人笑他糊涂，他却知道自己钓的不是鱼。终于有一天，周文王打猎经过，与他一番交谈，惊为天人，将他请了回去。八十岁的姜太公终于等到了他的时代。

　　三国时，诸葛亮在隆中耕种了十年。他常和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这些朋友来往，在酒桌上指点江山，看似隐逸闲适，实则从未放下对天下的牵挂。刘备三顾茅庐，他侃侃道出《隆中对》，天下三分的大局就此奠定。后人称他为卧龙，这“卧”字用得极妙——龙潜伏着，终归是要飞天的。

　　王阳明亦然。他早年入朝为官，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那个瘴疠之地、万山丛中，王阳明日夜端居默坐，静中思索，终于在一个深夜豁然顿悟，发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大声呼喊。龙场悟道之后，他走出山林，平定宁王之乱，建立心学体系，成了一代宗师。他隐居山林只是为了悟道，为了更深沉地入世。即便如陶弘景，虽有“山中宰相”之称，隐居茅山四十五年，一面炼丹著书，一面与梁武帝书信往来，参与朝政，也并非真正出世。

　　这类隐士的隐，是一种战略性的沉默，像拉满的弓弦，蓄势待发。一旦时机到来，他们绝不会错过。

　　三、避世求志——孔子所不取的边缘人。第三种隐士，是真正地与世隔绝。他们或是潜心学问，或是独善其身，也有人干脆躺平，靠父辈的家产过活。这类隐士中，有的是真正的哲人，比如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一部《道德经》便消失在传说里;比如鬼谷子，一生未曾出山，却培养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些左右战国格局的弟子。但也有一部分人，拒绝一切社会责任，选择了彻底的逃避。这类隐士散见于历史，有些避乱的隐者宁可过最清苦的生活——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汉末有隐者携家入山，终身不复出。

　　《论语》中载有“逸民”七人，孔子评价他们时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是出仕还是隐居，取决于天下是否有道。“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这八个字才是孔子心中理想士人的进退之道。他理解那些不与乱世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甚至赞赏他们的清白与坚守。但他认为，天下越乱，越不能逃避伦常的义务。当子路在路上遇到荷莜丈人，那位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隐含着对孔子的讥讽。孔子听子路转述后只说了一句“隐者也”，便让子路再去寻他。可惜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孔子要的，从来都不是逃避，而是在任何处境中守其道、尽其责。

　　还有比这更彻底的消极者吗?许由洗耳，比这更彻底的逃避者吗?他的耳朵连尧的话都不配听。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楚狂接舆，接舆唱着“凤兮凤兮”从车前经过，唱着“已而已而”劝孔子不要再奔走徒劳。孔子想与他交谈，他却避而不应。长沮、桀溺更直接，子路去问路，他们非但不指路，反劝子路说：天下滔滔，像你们老师这样奔走有什么用?不如跟着我们避世去算了。孔子听后怅然良久，说了一句沉痛的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若已清明，他又何必这般辛苦周流?正因为天下无道，他更无法心安理得地独自保全。所以真正被孔子所不取的，不是那些洞察世情、有所不为的隐者，而是那些丧失了担当精神的人。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隐是可以的，但心中要真的有“志”在，是有志隐，而非无志躺。孔子对隐士的态度是一贯的：赞赏其高洁人格，却不赞同其消极处世的方式。

　　隐逸的故事听了这么多，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些人呢?中国的隐逸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面孔。范蠡的隐，是功成名遂后的洒脱;姜太公的隐，是等待时机时的忍耐;鬼谷子的隐，是桃李满天下的深藏。这三种隐，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选择的不同。每个人面对乱世，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

　　回到开头那位徐孺子吧。他终生不仕，以耕读为业，却绝不是那种“躺平”的酒肉之徒。他德行高洁，名闻天下，多次被举荐征召而不就。陈蕃慕其名，特意为他设下一榻，这便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徐孺子的隐，既不是范蠡的功成身退，也不是姜太公的待价而沽，更不是那些毫无担当的逃避。他只是不愿意违背内心的准则去与乱世妥协，所以他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

　　而陈蕃，那位一到任便急着去寻访隐士的太守，他自己的结局又如何?后来他在朝中正直敢言，与宦官斗争，最终在七十多岁时被陷害致死。他活出了一个入世者的担当，却也付出了入世者的代价。朝市与山林，本没有高下之分。重要的不是身在何处，而是心存何志。正如白居易在一首诗里所写：“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朝市、丘樊或留司，取舍在于各人的心境与判断。

　　人可以在山林之中抱守高洁，也可以在庙堂之上坚守道义。真正的隐，不在山林，在心志。

　　(书画和文史语言学院 袁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