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学班魏桂军老师在讲台上讲解《出师表》，让我们数全文出现多少次“先帝”，我就一边听一边扳着手指头，最终得知全篇一共出现十三次“先帝”。通篇读下来言之切切，情之深深，诸葛亮报先帝知遇之恩，尽相父劝诫之责溢于言表。此时我才理解老师讲解的精妙。

　　《出师表》作于蜀汉建兴五年(227年) ，至今已有1798年。诸葛亮大概也不会想到，他写《出师表》时，真的就像一位长辈在出远门之前，对家中的少主颇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思前想后。就这么一篇朴实无华的诗情会流传数千年之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精品，被誉为“千古第一表”;诸葛亮也因此成了中国文化中“忠”与“智”的双重象征，并承载了士大夫阶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他集“良相”“忠臣”“智者”于一身，一生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成为古代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理想人格模板，至今仍是“敬业”与“担当”的精神符号。

　　诸葛亮之后，历朝历代出现了很多忠臣良将，比较著名的有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写下气壮山河的《满江红》;南宋末年的抗元名臣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还有明代的于谦，清代的林则徐等等。

　　我想，这些青史留名的忠臣良将少年时必读过《出师表》，也必曾以诸葛亮为榜样，立下“鞠躬尽瘁”誓言。

　　然而，在诸葛亮之后，也出现了一些臭名昭著的奸臣。如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秦桧，主张与金国议和，成为千古骂名的奸臣代表，至今西湖边仍有其跪像。还有明代的严蒿，清代的和珅等等。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投靠日本，组建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背叛国家和民族，遗臭万年。

　　说到汪精卫，他早年也曾是个热血青年，写下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诗句，以表现他当时革命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但是在国陷沦丧，民族危亡之际，他却成了汉奸!

　　历史上的奸臣大多才学过人，以秦桧为例：

　　据说秦桧的书法造诣较高，尤其擅长篆隶和楷书，笔法工整秀丽。传说他曾对早期宋体字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秦桧早年曾考取进士(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擅长诗文写作，曾参与编修国史(如《高宗日历》)。

　　再说汪精卫，他早年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后留学日本，兼具中西学识，早年诗文风格激昂，曾以文字宣扬革命思想，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力。

　　但是，在历史的评价中，“德”始终是远比“才”更重要的准则，而秦桧、汪精卫之流：成了“有才无德、危害更甚”的典型反面教材。

　　秦桧、汪精卫之流，难道没读过《出师表》吗?难道不崇拜诸葛亮吗?我想，他们肯定读过，尤其在少年时，他们肯定也崇拜过诸葛亮，也想在“有朝一日，成为诸葛亮那样的忠义之臣”。可是，当他们达到一定的权力高层，利益的诱惑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将个人利益(如权力、富贵、苟安)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其本质就是价值选择的背离。而且，他们肯定还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冠冕堂皇的理论。譬如汪精卫就把自己的汉奸行为说成是“曲线救国，减少民众痛苦”等等。

　　在历史的特殊节点(如王朝末年、外敌入侵)，人性会面临极端考验：是坚守道义承受苦难，还是妥协投降换取苟安?如汪精卫在所谓“曲线救国”的自我欺骗下，放弃了对家国的责任，成为民族的罪人。

　　简言之，评价一个有知识的从政者，最终看的不是他“知道什么”，而是他“用所知做了什么”。诸葛亮与秦桧、汪精卫的对比，本质上就是“知识服务于大义”与“知识服务于私利”的分野，这也正是前者成为永恒楷模，后者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根本原因。

　　历史从来是公正的，不会因为秦桧、汪精卫之流或许曾经读过《出师表》，就让《出师表》蒙尘，数千年后它仍然熠熠生辉。

　　树楷模，学楷模，成楷模。或许就是《出师表》至今还是广大青少年必读的精选古文之一的意义所在吧!

　　(文史语言系 周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