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为跟上魏老师“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课程进度，我重温了前几讲资料，对东汉末年至曹魏初期(196-239年)的文学流派有了更深认知。建安文学的壮阔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以曹氏父子为领袖、五言诗为主体，兼具慷慨悲凉与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流派，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更以“建安风骨”的审美范式，在千年文脉中镌刻下永恒的印记。

　　建安文学的诞生，恰逢汉末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黑暗年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在曹操《蒿里行》中化为震撼人心的历史控诉;而《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咏叹，则将统一国家的迫切渴望融入诗行。这种直面现实苦难、兼具个人抱负的表达，构成了建安文学的核心特质。以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三杰”为旗帜，五言诗成为时代主流。《古诗十九首》的婉约与深邃，王粲《七哀诗》的苍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悲壮，共同编织出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网络。曹丕《燕歌行》开创七言诗先河，其《典论·论文》更成为中国首部文学批评专著;曹植则以《洛神赋》的华彩与《七步诗》的悲怆，成就“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诗坛典范。这些作品语言质朴刚健，情感真挚浓烈，在乐府民歌传统中注入文人创作的自觉意识，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迈入“审美自觉”的新纪元。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的三位一体，曹操是建安风骨最鲜活的化身。其自传体散文《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坦诚笔触，勾勒出从郡守到征西将军的奋斗轨迹：“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宣言，既彰显匡扶汉室的初心，又暗含务实权变的政治智慧。屯田制、唯才是举等政策，将“按户成丁”的民生关怀转化为治国方略，印证了“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品格。在文学创作中，曹操更以磅礴气魄打破传统藩篱。其诗作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哲学思辨，亦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心不已。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相融合的创作理念，使他的作品成为建安风骨的标杆。

　　课堂上的热烈讨论，将曹操的形象从纸面推向立体。他是《三国演义》中“宁教我负天下人”的白脸奸雄，是鲍国安饰演的兼具浪漫与诡谲的枭雄，更是毛泽东笔下“魏武帝挥鞭东临”的豪迈诗人。易中天以“可爱的奸雄”为之定调：聪明绝顶却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这种矛盾性恰是乱世英雄的真实写照。鲁迅称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借“往事越千年”抒发对曹操的敬意。这些跨越时空的评价，共同勾勒出一位兼具历史功绩与人格魅力的复杂形象——他终结北方分裂、推动社会整合的军事成就，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文化抱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魏老师的授课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建安时代的精神宝库。从朗读《短歌行》的抑扬顿挫，到解析《让县令》的政治哲学;从“建安七子”的群体画像，到曹操“千面一人”的历史定位，课堂始终洋溢着思想碰撞的活力。学员们或引据《诗品》论曹植之才，或以电视剧细节还原曹操的多疑与豁达，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历史人物褪去脸谱，文学经典焕发新生。这种教学相长的氛围，恰如建安文学本身——在乱世中坚守现实关怀，于纷争里追求审美超越。当我们跟随魏老师的指引，重走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碣石之路，便深刻理解：真正的建安风骨，不仅是“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更是知识分子在时代裂变中坚守文化理想的精神写照。

　　(文史语言系 王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