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河——曾经是我少年时代旅行经过的一个驿站。1968年7月，我和我的初中同学来到了丫河学农，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丫河当时是常州市一中的“学农基地”。

　　我们所在的王家生产队地处“丫”字的石龙嘴尖上，大部分人家都姓王。当时规定：一个农民带两个徒弟，我和吴国宣同学俩人的师傅叫王听大，五十岁左右。他小时候没有躲过天花的摧残，长大了村上人都叫他“麻听大”。

　　学农的第一课是割麦。我们一大帮同学在贫下中农的带领下，挥舞着镰刀向一块块麦田发动了“围剿”。但事实证明这种围剿战术是错误的，当割到麦田中间时，四面无处可逃的小动物都被赶到了中央，蚂蚱和小田鸡就不管它了，最怕的就是蛇，有水蛇、乌风梢、还有土灰蛇。那天，王师傅砍死了一条土灰蛇，并将蛇胆挑在镰刀尖上说，生吃毒蛇的胆对眼睛有好处，我是近视眼，听了此话，二话不说走上前去拿了蛇胆，在旁边的小河里洗了又洗，松开牙关闭上眼，一口将蛇胆吞下了肚。也不知是中毒的原因呢，还是心理紧张的作用，当时躺在田埂上头晕了有半个多小时，侥幸的是后来就好了，一点事也没有，但被一位象“小芳”一样的女社员调侃了一下：“小常州，眼睛好佬连吧?现在一眼能望到常州了!格格格!”。

　　那天，王队长和几个社员还打死了两条乌风梢，一条足足有扁担长，另一条小些。王队长将蛇皮剝了，用碎瓷片将蛇肉切割成一段一段的，放在一口特大号的瓦罐里，并在自家门口的场地上用乱砖支了一个土灶，烧蛇汤。还有许多人拿来鸡蛋放在蛇汤里煮，听他们说，这种鸡蛋给小孩吃了不起痉。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吃了蛇肉喝了蛇汤，感觉味道很鲜美，有点象老母鸡汤。

　　第二课是学栽秧。这时候的王师傅对我们两个徒弟上“夾板”了：栽秧时两只脚要慢慢地直线向后退;食指和中指要抵住秧根，呈90度直角将秧苗轻快地送到烂泥里;不能栽两头翘起的“烟筒头秧”;六排秧苗的条距要基本相等;握秧把的左手不能搁在左膝盖上，那是懒人插秧等等，喔哟!规矩多的。这样空心架子栽了一会儿腰就痛了，乘王师傅不注意，我就偷偷地将手搁在了膝盖上，突然，一个秧把子连泥带水就从王师傅的手里飞到我的背上，一下午搞得我即象“落水鬼”又象“泥猴子”。傍晚收工了，王师傅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笑嘻嘻地问这又问那，我真怀疑他的天花后遗症引发了神经病。通过这样的“残酷”训练，我所学到的栽秧技术，在以后上山下乡的生涯中居然帮了我许多忙，这是后话，多讲离题。

　　第三课是割稻。此过程没有什么值得描写的。只有痛心的一件事是，朱寿根同学在割稻劳动中，将半根手指永远留在了丫河的黑土地上。真不知道他是如何仅凭九根半手指，通过怎样的努力奋斗，当上了国棉一厂平车队队长。

　　第四件事情是，通过学农，我们几个同学还意外地收获了学农的副产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跟随队里的船，装上麦子到牛塘粮管所交公粮。交完公粮后就是自由活动，那时的牛塘街，用贫下中农的朴素语言来形容只有三扁担长。没啥好玩的我们就乱走，鬼使神差居然走进了一家哺房，在好奇心驱动下，我们买了十几只毛绒绒的北京鸭带回丫河学农住地。

　　我们住的这户农家只有两口人，一个是六十多岁的地主婆，矮矮瘦瘦的，洁洁巧巧的，从不管我们，但从一件小事我发现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有一天我们同学之间学着当地农民骂人：“标将”，小老太抓住我的手问：“小官人，标将两个字你会写吗?你写给我看看。”我心想这还不简单，立马跑到偏屋拿来纸笔，在纸上写下“标将”两个歪歪扭扭龙飞凤舞的字。小老太嘿嘿笑了笑说“错了错了!”说完拿起笔在纸上赫然写下“飙浆”两个字，写完后又加了一句“这两个字是骂人的”。至今我也没搞懂是谁写的对?

　　另一个是老太婆的儿子，整天傻呼呼的，脑筋有问题，所以三、四十岁了也没结婚。有意思的是他的小名竟然叫“阿多”，与常州话“鸭多”谐音，自从我们养了鸭子后，他的“鸭多”名字增加了丰富的内涵，更响亮了。他不但不管我们，好像还有点怕我们，王队长也关照过我们：“阿多老实，你们不要欺负他”。他们住大屋，我们几个人住偏屋，偏屋里还有一口黑漆大棺材，里面装了滿满的稻谷，棺材当稻仓用了。

　　夜暮降临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蛙声一片的稻田旁，在手电筒的强光下，叉田鸡夾黄鳝忙的不亦乐乎，(用竹片做的黄鳝夾和用废自行车钢絲做的鱼叉，都是有同学从城里带下来的)。待我们满载而归后，那个偏屋就立刻腥风血雨，剝田鸡杀黄鳝，成了魔鬼的天地了。田鸡只取两只大腿，黄鳝只要中间一段鳝筒，田鸡腿和鳝筒当晚就进了我们的小肚子，边角料第二天进了鸭肚子。这些鸭子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可享福了，每天有田鸡、黄鳝吃，两个月学农结束，小黄毛变成了漂亮的大白鸭，每只鸭子都有三斤多重，真是突飞猛长。可惜的是，小鸭子也遭过劫难，被野猫叼走了几只，虽然那只野猫最后也被我们打的半死扔进了河里，但是我们每人还是少分了一只鸭子。

　　当我提着两只大鸭子回家，受到了弟妹们的刮目相看，并“白乌龟白乌龟”地乱叫。当然，不能怪他们认错，因为白乌龟的毛与北京鸭的毛都是白色的，“一般的人分不清，二般的人也分不清”。后来这两只鸭子被端上了餐桌，弟妹们一点也不比我少吃。

　　五十年后我也曾驱车到过丫河去钓鱼，但一切都变了，隔湖成良田了，芦苇荡没有了，低矮的平房变楼房了，“鸭多”的小偏屋也找不到了。

　　(文史语言系 熊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