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清明节，母亲驾鹤西去已有十二年了，每当夜深入静或清晨初醒之时，总会不时回想起母亲在世时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母亲的勤劳、善良、正直、智慧，特别是她高尚的品质，其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值得我们自豪。

　　我母亲巢秀珍1919年出生在东巢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时经人举荐进入常州公信布厂当挡车工。在工厂期间，经历了解放前后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特别是解放初期劳动人民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激发了她对党和政府的无限忠诚，工作上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常州市首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先进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为她颁发了奖章证书。直至六十年代初期，政府号召支援农村建设，她带头从工厂退职回家务农。不久，被当时的广福公社(后永红乡)聘用当了一名烧饭员工。时日的公社规模小、条件简陋，办公地点在木梳街瞿家祠堂(现万博花苑)。虽然是烧饭，我母亲还兼带做好公社办公场地的清扫卫生和后勤茶水保障等事宜。没有自来水，要到村上的水井去挑水，柴火也要自己到当时的公社铁木工场取制作据柄的边角废木料。当时的公社干部人员编制只有二十多人，但工作量很大。有些干部经常晚上到基层大队去工作，就必须为他们安顿好晚饭才能回家，基本都得安排好一日两餐，所以很辛苦。随着社会的进步，公社转变为乡政府，人员逐步增多，工作量更加繁重，组织上要为她增添人员，她多次对领导说，“我能顶得住”。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工作着，由此赢得了同志们对她的赞许。每当日落之时，看到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我们做儿女的都习惯不给她找麻烦、给她添累。特别是白天我们只要做了一点错事，总会悄悄地躲在一旁。尽管是这样，母亲也会从我们的表情和眼神中看出来，并逐一询问、加以教育。

　　母亲是慈祥的、而又是严厉的。她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但教育方式是很简单易懂的道理，这对我们五个子女的成长都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回忆几件很有感触的事情。

　　“捉鱼穷，割草富”。我家住在白荡河北岸，儿时的白荡河，方圆数里，河水清澈，鱼虾成群，特别是白荡河中间有两个长满芦苇的滩涂，由于周边凹凸不平呈不规则状，致使芦根纵横交织，有的长在土里，有的泡在水中。这种优质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鱼虾生长，也赏赐给了沿岸百姓丰富的水产资源。盛夏季节，我们村上的孩子，总是放下饭碗就带一个木盆到芦苇滩摸鱼捉虾，或者摸一些丝螺蚌壳之类。有时手气好，收获颇丰，就能将捉到的鱼虾卖上几毛钱，收获小时，就作为一家人夜饭菜品个鲜。有几回，母亲下班到家看见吃晚饭的门板上有烧好的鱼虾，就板着脸问我们，“谁叫你们去下河捉鱼摸虾的，有时间就不能在家好好看看书，或到田头去割点草晒晒当柴火吗?别以为尝个鲜，改善了伙食，要知道下河去对你们小孩是有危险的!再一个，烧鱼虾，又浪费仆佐料，得不偿失。如果弄点柴火，可以节省煤球。要记住了‘捉鱼穷，割草富’的道理。”

　　“人穷志勿短”。由于家庭人口多，父亲又一直是种田的庄稼人，一家老小，全靠母亲的几十元工资过日子。五个孩子先后上学，又要维持一家人生活开销，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母亲总是教育我们生活要节俭，要有自己的志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四旧时，将民间大量的古玩字画，高档家俱收到公社大会堂，小山似的一堆堆，有些时候我们到母亲工作的地方去玩，她总是对我们说，堆在礼堂的东西不要去碰，别看有多好，多值钱，那是公家的东西。你们要是去拿，是要犯错误的。有一次公社负责人安排我母亲将大礼堂收缴的物品整理堆放一下，我母亲无意中发现有一张老式写字台抽屉下方有一个布包被胶带粘在木板上，取下一看是钞票。她立即叫了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清点，足足有一千多元，那个年代这些钱是一笔不菲的数额。她立即全额交公社处理了，受到公社干部的表扬。七十年代，正值国家计划经济年代，物品紧缺，就连居家过日子的生活必需品也都要计划供应，凭票购买。家里人多，煤球经常不够烧，看到公社食堂烧饭用的边角木料只要去拿拿，我们也向母亲提出来，可否弄点家中烧烧，母亲对我们说：“边角木料是公家的，即使要取点也要出钱买，我们家经济紧，不可能买，烧柴只好我们吃点苦，割点荒草晒晒，照样可以解决。”就这样，她总是在中午时分，叫上我们兄妹几个，冒着酷暑到公社一墙之隔的永红小学院内割草。烈日当空，骄阳似火，我们几个人在闷热的草丛中挥汗割草为家里解决燃材之需。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们从小知道了什么叫懂甘苦。

　　母亲也有“假公济私”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冬季公社要召开先代会或冬训“三干会”。根据惯例，春节前每年都要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形势教育，总结布置工作，表彰先进。这样的大会，参加人数多，会期一般要2至3天，安排集体用餐。就是这几天，母亲总会在餐后收拾时将饭桌上剩余的菜、汤收拾起来，拿回家给我们全家老小饱饱口福，改善一下伙食。尽管是收集的剩菜，我们吃着倍感到母亲的温暖、幸福与快乐。

　　“在家要节俭，在外要大度”，母亲在公社烧饭前后近三十年，一直是临时工性质，工资从最初的二十多元到了后来的五六十元，她从无怨言，从未向领导提示过加工资要求，工作上勤勤恳恳，毫不马虎，深得上上下下领导同志的赞许。八十年代初，根据当时政策，凡是下放时退职员工回老家务农的，可以补发工资，一次性计算下来近七千余元、当公社领导征求她意见时，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公社经济也困难老，以前的也就不要补了，从现在起按规定调上去就可以了。”领导们被她简单的话语感动了，说：“阿姨，这数目不小啊，你怎么就不要呢?”我母亲说：“钱我很缺，但是比我困难的人更多，生活能够过得去就好了，紧一点就习惯了。”回家后讲给我们子女听时，母亲对我们说：“钱是用得完的，人的志气不能低，在家要讲究节约，在外要讲究大度，要凭自己的真本事挣钱才会有出息。”

　　“做人要有主见，遇事要会担当”。母亲年轻时正值国家饱受连年战乱创伤，百姓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解放前由于一般农村家庭子女多，靠种地或做一些其它活挣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已属不易。我爷爷生有十个子女，父亲是老二，在男兄弟中是老大，母亲与父亲结婚后就成了家中兄弟姐妹中的大嫂。旧社会生活的压力使得爷爷日夜操劳过度过早去世，奶奶又是一个家庭妇女只能操持家务，家中顶梁柱的倒下给这个本来就难以为继的家庭雪上加霜。面对一家老小，母亲与家中几个大一点的姑叔支撑奶奶承担起了家庭责任。为了偿还爷爷去世时留下的债务，母亲变卖了自己仅有的几件嫁妆尽全力维持着家庭生计。在大家庭里母亲是一位有主见的大嫂，叔叔、姑姑家有什么大事总要与母亲商量请她拿个主意。母亲是一位正直的人，敢说公正话，遇事不偏心，从不使小心眼，因此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很有威信，上至叔叔姑姑，下到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大家之间都很和睦。特别是姑嫂妯娌之间几十年中从未有过红脸争吵，大家有事相互商量，相互帮助即使有点小事也能互相包容。

　　母亲的人格品质像一面镜子，时刻是我们每个子女成长的动力。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家庭成家立业都是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艰苦奋斗一点点起步，逐渐过上了目前各自较为美满的日子。而今我们虽然已经退休，过着带好第三代的安逸生活，每当回想起母亲在儿时对我们的教育，我们无不感到母亲的伟大，我们能拥有这样一位好母亲而自豪。

　　母亲在晚年之际，对我们兄妹几个说了她出自内心的话。她说：“我艰苦了一生，没有什么财富积累，但我唯一能留给你们的就是我的清白”。是的，母亲一生是勤劳辛苦的，她是广大普通百姓中的一员。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她的言行体现了老一辈长者朴实无华品质的范例。她对党组织的忠诚、对同志们的热情和蔼，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家庭对子女的严格要求，这些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藏心中，并将激励我们更好地教育后代传承、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当下道德教育难能可贵的生动教材。

　　中国共产党正是由这些千千万万个党员，在自己的一生中坚守党的宗旨，规范自己的言行，忠诚于党的亊业，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给人民群众做出榜样，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这是我党百年兴盛的根本所在!　(文史语言系巢焕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