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学习,在散文(小说) 欣赏与创作班,陈平老师的讲课吸引着我,班里同学写了许多好的作品,鼓励了我也动笔写一写我回国时的感受。 “ 到中国境内了!”身边的老公推了推我,在飞机上折腾了几个小时的我,迷迷糊糊地睁眼一看,屏幕上的小飞机正以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跨入中国新疆。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飞机正一点点往目的地上海移动,离家越来越近了!
想起去年年底,一场灾难悄悄在武汉蔓延,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措不及防:武汉封城了。这时候我们还在国外跟女儿女婿团聚,家里的父母亲戚都告诫我们,国内疫情严重,能晚点回来就尽量晚点回来,机票也因为疫情改签到3月底,我暗自庆幸躲过了一劫。
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当国内的疫情逐步好转,欧洲的疫情一下子严重起来。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了重灾区,3月初德国的感染人数每天成倍增涨,死亡人数也不断增加。伴随着疫情而来的,却是德国政府的无所作为和广大民众的盲目自大:足球照踢,音乐会照开,确诊的人也能出门,觉得不过是场流感。我们在家每天看着不断攀升的数字,惶恐,无助,坐立不安。女儿说,德国是个联邦国家,联邦政府只能提建议,各联邦州是否执行有自主权,还要各州议会一致通过才能实施。在天灾面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瞬间凸显了出来,政府决策力和老百姓执行力高度契合。
老公急着要提前回国,我却一直暗暗纠结,是否在这关键时刻把女儿女婿留在这里,自己去逃命。忍不住抱着女儿嚎啕大哭了几场,最终在一家人再三商量下,还是决定提前回国,重新购买了14号柏林飞上海浦东机场中转莫斯科的机票。虽然机票买了,决定做了,心里还一直祈祷德国形势不要太糟糕,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回国。
14号早上5点我们就出发了,开车送我们去柏林的路上一切顺利,3个小时后便到达柏林国际机场。机场不大,人也不多,只有我们基本上是全副武装,外国人都不带口罩,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们。等到办理托运行李手续时候,陆续来了不少亚洲人面孔。在我们的是个来自浙江的姑娘,跟我们一样经俄罗斯转机到上海,一下子觉得特别亲切。就要进去安检了,我都没勇气跟女儿女婿告别,眼睛都不敢看他们,头都没回小跑了进去,就怕自己控制不住眼泪。女儿隔天就再三关照不能哭,口罩进了水就没有防护功能了。过了安检口里面的人很多,很热,老公的手套已经戴不住了,里面全是水汽,没上飞机就扔进了垃圾桶。看着那些老外很自在地吃吃喝喝,我们还是很紧张,找了一个僻静的店铺等待登机,这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都没上厕所,看看四周没有,又不会问,只能憋着。
上了飞机一看座位在最后第二排,后面还没人,稍稍松了口气。环顾四周外国人都不戴口罩,而中国同胞一个个神情凝重,真是个悲壮的对比啊!这时最后一排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位中国小哥,还偷偷自测体温。小哥,你这是要故意吓人啊! 我稍放宽的心一下又提了上来,一路没吃没喝,飞机上领的餐都放进了包里。飞机提前半小时到达中转站,在莫斯科机场等待的二个多小时里,我们找了一个没有人的登机口,买了一瓶矿泉水,把带的东西都吃完了,缓了点回来。在莫斯科转机的中国人很多,上厕所的时候,一个女的神情紧张地问我:“你是不是意大利米兰来的?”我说:“不是,是从德国过来的,”她如释重负地说:“有不少从意大利米兰来莫斯科转机逃回国的中国人,应该就是那些全副武装,一身白色防护服的。”我说:“米兰?那不是和武汉一样的重灾区嘛?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专业医护人员呢。”看着这架势我们赶紧把护目镜也戴上了,口罩重新换了内垫,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暗暗祈祷千万别跟我们一个航班。
飞机上大多是中国人,边上坐的恰好就是在柏林机场遇到的浙江姑娘,看着满满一飞机的人,想着是不是有个“特殊”人员呢?窗外机场工作人员在冰天雪地里给飞机忙碌地除着冰,天早就黑了,没想到第一次来俄罗斯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快20:30飞机才正常起飞,看着地面的点点灯光渐渐远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起飞没多久就烦燥起来,护目镜里面全是水,口罩戴得都喘不过气来,防水风衣怎么都穿不住,内衣毛衣被汗水浸透了,手套里面也是水,手都肿得不能弯曲,感觉快要虚脱了。想想别病毒没中,却在飞机上先热晕过去,还是把其他防护用品一一脱下,最后一道防线口罩还是要守住。等人家餐都吃完了,才偷偷喝了几口水,眼睛死死盯着前面的电视屏幕,看飞机到了哪里,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各位乘客,飞机就要下降,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我的思绪又拉了回来,飞机慢慢下降,穿过云层,能看到下面绿绿的青山、弯弯的河流和星星点点的房子了。过了十几分钟就到达江苏上空,星罗棋布的湖泊、密集的城市,是不是刚从我家屋顶飞过了呢?靠窗的旅客头都朝外,他们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急切想回家的心情呢?飞机提前半小时稳稳地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当走出舱门的瞬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看看头上的天,看看脚下的地,终于,真真实实踏在祖国的土地上了,祖国啊,亲爱的祖国,我终于回到了您的怀抱!
( 文史语言系 袁岚)